海外冼夫人研究概况及特点

三、海外冼夫人研究的特点

基于对海外冼夫人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海外冼夫人的研究大致呈现了研究主体的多样性，语言的多元化，学者们强于解构短于建构，强于思辨短于考证的特点。海外冼夫人研究者在地域上分布广泛，构成主体复杂；在语言选择上，国别不同，语言也不一样；在理论和焦点取舍方面，海外研究跨学科、多维度、理论新颖、角度多样，勇于突破，观点多元。总体而言，海外冼夫人研究的人员构成、语言使用、优势劣势等各个方面需要大陆学者深入的了解。

（一）研究主体多样分散、语言多元

在分布上，海外冼夫人研究者并非彼此紧密相关的单一组织，力量相当分散，因而其研究偶发性较多，专一性和系统性较少。在研究人员构成方面，靠近冼夫人文化中心区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与大陆同根同源，研究冼夫人的学者多由早年迁居出去的原岭南后裔为主，祖籍均在大陆，文化心理亲近，关心冼夫人文化。他们是台湾、香港地区研究冼夫人的主力。在美国，除了一两位美国本土人士，多数的冼夫人研究者都是华裔，华裔的身份背景方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且他们工作在各个大学的亚洲研究机构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在职能上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冼夫人研究是其中一部分，机构职能和华裔背景决定了他们的主力地位。在日本和越南，与美国不同的一点是，他们更多由本国学者承担冼夫人的研究，极少华裔参与，或许是因为日本、越南距离中国较近，随着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已在其本国落地生根，由其本国学者主导冼夫人研究理所当然、不足稀奇。

在语言使用上，各地区学者皆依据自身旨趣，选择多有差异，相对多元。香港、台湾学者使用汉语，虽是繁体字，却并不妨碍与大陆的交流，而且繁体字也有助于查阅经典古籍，相对海外其他地区冼夫人研究者，港台学者在语言文字和地理文化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本和越南学者，他们各自使用日语和越南语进行研究，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偶尔会以英文发表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值得借鉴。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学者们全部借助英语发表研究成果，凭借英语母语的优势占尽先机。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大陆研究者的成果很少以英文的面目呈现，英语世界很少存在来自中国大陆冼夫人研究者的声音，因此在以英语为主要学术语言的国际交流中，围绕冼夫人的研究，澳、美学者处于强势位置，虽其论证存在瑕疵，却少有人质疑。
从海外学者构成以及语言使用的经验来说，海外学者与我国大陆学者存在明显的语言板块区隔，相互颇为独立，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国际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大陆学者一方面要积极走出去，与其他地区研究者同台竞技，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大陆学者丰富的冼夫人研究成果也需尝试以英语的形式存在，在英语世界阐明观点，不至于造成声音缺席，进而掌握冼夫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二）强于解构短于建构

海外学者们的冼夫人研究试图突破儒家叙事模式，突破中国前现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叙述逻辑，从而解构男权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男性叙事占主体的文本立场，进而质疑传统评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质疑政治权力作用下相关评价的目的性和操控性。基于此，海外多数学者试图在颠覆、解构原有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以后现代的理论为框架，尝试从非主流叙事角度，对冼夫人作以全新的再认识、再评价。美国学者多数是站在女性的主体视角，香港学者站在远离中心的地方视角，澳洲学者站在西方历史的视角，越南学者则从女性神祇信仰及其融合的角度，这些探索无异于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逻辑。但是，由于在建构新的叙事逻辑方面，思潮和流派众多，海外学者声音驳杂，并不系统，而且很多研究是理论方法的简单挪用，说服力不足。
由于声音和立场不同，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一种挑战，但是通过了解和对比海外学者的研究，大陆学者可以不断开拓思维，充分利用在地资源，创新研究方法，增强本土话语解释力和说服力，增强在冼夫人研究中的话语权，通过观点碰撞增进对冼夫人研究领域的拓展，进而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三）强于思辨短于考证 

海外学者在冼夫人研究中所展现的思辨性和理论性，其风格迥异于大陆学者。一方面，他们开拓性地运用了他们所擅长的文化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这些在西方理论界比较风靡的视角，可是这些西方后现代理论并不一定适合对冼夫人的研究。另一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思辨，文本上的重读，意义上的解构和再建构，缺乏更多实地的考察考证。
在这些海外学者中，除了日本学者塚田诚之曾实地考察过冼夫人在海南岛的活动痕迹和民俗影响，其他学者都只是从理论到文本再到理论的逻辑演绎，缺乏详细的调查考证。不过，具体而言，无论是研究方法，或是所用理论，海外学者的研究都的确给中国大陆学者提供了新的位面。另外，在实地考证方面，大陆学者拥有最原始的资料、最真实的遗迹、最新的考古发现以及最生动的民俗文化遗存，这些则是海外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大陆学者完全可以发挥本土优势，用最适合的方法理论推进冼夫人研究。
总之，这些差别也可以从海外学者资料引用和观点借鉴方面得到验证，海内外学者彼此属于相对隔离的不同板块，或许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或者是交流平台有限，境内外冼夫人研究者的学术来往并不顺畅，两者古典文献存在共用，现代研究却相互分离，目前的这种状况并不利于弘扬冼夫人文化。在发扬冼夫人精神、弘扬冼夫人文化方面，海内外学者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因此，尽管学者们的构成成分不同，语言使用不同，但是海内外学者在理论、方法、观点等等方面完全可以交流互见，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冼夫人研究的发展进步。

四、启示与前瞻

海外学者分布广泛，语言多元，视角多维，观点迥异，极大拓展了冼夫人研究的轮廓。笔者回顾了海外冼夫人研究的概况，认为海外冼夫人研究成就不容忽视，而且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密切，在冼夫人文化和研究在海外已落地生根的情况下，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也需要更进一步的拓展。不仅要积极引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大陆学者在国际上积极发声，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股力量，优势互补，由此必将使得冼夫人研究向更广更深的领域迈进，更好的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参考文献：

[1]林天蔚.隋谯国夫人事迹质疑及其向化与影响[J].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1(43/2):221-238.

[2]贺喜.土酋归附的传说与华南宗族社会的创造——以高州冼夫人信仰为中心的考察[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6/1&2):23-66.

[3] Nguyen Ngoc Tho. Goddess Beliefs in Chinese Lingnan Area[J].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Hanoi: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HCMC, 2009:11-21

[4] Nguyen Ngoc Tho. Buddhist factors in the cult of Tianhou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Vietnam[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2018(5):229-246.

[5]塚田诚之.关于海南岛冼夫人和冼夫人信仰的表象及变迁[J].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2018(97):305-317. 

[6] Wade, Geoff. Lady Sinn and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China in the Sixth Century. In Muller, Höllmann and Gui (2004), pp. 125–50.

[7] Sherry. J. Mou. Fathoming Consort Xian: Negotiated Power in the Liang, Chen, and Sui Dynasties. In Wyatt D.J. (eds) 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11-41. 

[8] Lan Dong. Mulan’s Legend and Legacy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Carrier, Lindsey. The Tradition of Mulan: Women in Chinese Warfare[M].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2015.

[10] Nanxiu, Qian. Cultural and ritual empowerment of women in the northern courts: Yu Xin’s epitaphic writings[M].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11(5/4):521. 

作者简介：张绍兵（1981-） 男，汉族，河南鄢陵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