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冼夫人研究概况及特点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冼夫人文化和冼夫人信仰具有国际化特点，在东亚、东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传播。海外学界对于冼夫人的研究起步很早，成果丰硕。通过梳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冼夫人的研究，呈现海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概况和特点，发现海外学者在冼夫人研究领域与中国大陆学者并行不悖，但在着力点上却有所差异，且在理论方法和观点视角方面颇有创新。放眼海外，有助于深化大陆学者对海外冼夫人研究的认知，加强海内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沟通交流，促进冼夫人研究和冼夫人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关键词】冼夫人文化；海外学者；研究概况

一、前言

一千五百多年来，冼夫人从真实的历史人物逐渐走入人们的文化记忆，形成颇具岭南特色的冼夫人文化信仰，并通过人口迁徙，影响不断扩大，如今已经涵盖中国南部的广东、广西、海南、台湾，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更远达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见证了华人群体的海外旅程和文化繁衍。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事业得到大力推动，传统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使得冼夫人研究走入了新的时代，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另一方面，冼夫人文化自身不仅有国际化传播的历史背景，又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和女性崇拜特点，在域外不同的地方文化中也举足轻重，因而海外学界同样关注并研究冼夫人、冼夫人信仰、和冼夫人文化。梳理海外学者们的研究状况与特点可以促进海内外冼夫人研究的交流和冼夫人文化的国际化传播。

二、海外冼夫人研究

冼夫人文化起于岭南，依海而生，沿海而播，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学者对冼夫人文化同样关注，出版有各种研究材料。本研究通过谷歌学术网络搜索引擎搜集并整理了分布在中国大陆之外与冼夫人研究相关的书籍和论文资料，共计二十余篇（部），这些研究资料完成的时间跨度很大，采用的语言种类也多，学者们的地域分布更是非常之广。时间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止于2018年，语言上涵盖中文的繁体和简体，还有英文、日文、越南语，学者们主要分布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笔者按照地域分布的远近，把海外研究者分成三组，分别是距离冼夫人文化核心区（中国岭南地区）较近的中国台湾、香港学者，距离稍远的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学者，距离最远的美国学者。这是由于相关学者的身份背景互不相类，各自研究重点也各不相同，差异很大，故以地区分组相对直观。在这一直观分组的基础上，大致勾勒出海外冼夫人文化研究的概貌。

（一） 中国台湾、香港学者

中国台湾和香港学者以林天蔚和贺喜为代表。林天蔚教授祖籍广东高州，曾先后供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政法大学，他1971年发表的《隋谯国夫人事迹质疑及其向化与影响》[1]一文，综合运用文献学、人类学的方法，详细考证了冼冯家族的发展脉络、政治联姻以及后世影响。林天蔚教授在文章中首先考证了冼姓氏族的源流、迁徙，冼夫人的身世和婚姻。林天蔚教授认为冼冯联姻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冼夫人向化中原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冼夫人及其族人在地方治理和政治选择上通过与冯氏的联姻促进了当地移风易俗、归化中央的历史演进过程，为后世树立的榜样，使得岭南地区最终完全融入中央王朝的治理版图。冼夫人本人在这一过程中作用巨大，因而她能同时获得中央王朝肯定和地方百姓爱戴。林天蔚教授成为海外学者冼夫人研究的先驱，并且把冼夫人研究推向了国际，海外学者此后多受其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贺喜教授2008年在其文章《土酋归附的传说与华南宗族社会的创造——以高州冼夫人信仰为中心的考察》[2]中，以冼夫人信仰为轴心，通过审视中央政权在管理泛高州地区时不断借助冼冯家族的地方经营能力和当地的乡土信仰，主动推进地方行政机构制度化转变，最终完成政令畅通的治理框架重构这一跨越千年的漫长过程。他认为当前泛高州地区乡土文化和冼夫人信仰的样貌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是中央政权不断加封和地方百姓不断尊崇产生的相互叠加效应。贺喜教授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展现了冼夫人信仰产生和发展的大致脉络，并解释了当前冼夫人信仰的现状及其缘由。

（二） 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学者

日本、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皆以其本土学者为主进行冼夫人研究，日本学者以塚田诚之为代表，东南亚学者以越南学者Nguyen Ngoc Tho为代表，澳大利亚学者以Geoff Wade为代表。
越南国立大学（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学者Nguyen Ngoc Tho于2009年在其文章“Goddess Beliefs in Chinese Lingnan Area”[3]中详细考察了中国岭南地区的女性神祗信仰，影响范围较大的冼夫人信仰是考察重点。文章认为，冼夫人信仰源于冼夫人的“女英雄”身份特征，这一英雄形象被百越人民接受，世代敬仰；岭南女性信仰是岭南地区人民千百年融合的结果，先天不具有排他性，这一内涵彰显了岭南文化包容、开放的特征。Nguyen Ngoc Tho在另一文章“Buddhist factors in the cult of Tianhou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Vietnam”[4]中指出岭南女性神祇信仰的影响遍布越南北部并远至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多种女性神祇相互交融，同庙祭祀，冼夫人信仰、妈祖信仰、观音信仰等等互不排斥，共同存在，这是人口迁徙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各族人民对故国故土的精神寄托和对美好现实生活的理想祈求。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Tsukada Shigeyuki）学者塚田诚之2018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海南岛冼夫人和冼夫人信仰的表象及变迁》[5]，立足民俗考古学，详细探讨了冼夫人研究的历史，冼夫人事迹和信仰的产生以及其在海南岛的传播，并着重探讨了冼夫人信仰在当代由各个阶层推动的“节日化”、“仪式化”、“旅游产业化”的不同情况。塚田诚之通过实地探访、拍照记录、亲身体验等形式，详细了解了冼夫人信仰在海南岛的现实状况。塚田诚之认为，社会各阶层对冼夫人信仰有不同的理解，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诉求，反映出“围绕历史人物表象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及学者的政治意图，政治家、学者、民众等多个主体之间存在解释的多样性”[5]。
澳大利亚学者Geoff Wade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主攻亚洲历史。他于2004年发表文章“Lady Sinn and the Southward Expansion of China in the Sixth Century”专门讨论公元六世纪时冼夫人在汉文化向南传播中的所起到的桥梁角色。尽管Wade的历史观是西方式的，并且对历史上的汉化含义存在误解，但他仍然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冼夫人在岭南汉化中的关键作用。

（三）美国学者

美国学者对冼夫人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代表性的学者有Sherry J. Mou，另外，Nanxiu Qian，Lan Dong，以及Lindsey Carrier对冼夫人研究也有所涉猎。
美国迪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 )教授Sherry J. Mou在其文章“Fathoming Consort Xian: Negotiated Power in the Liang, Chen, and Sui Dynasties”[7]中着重讨论了冼夫人在唐朝魏征《隋书·列女·谯国夫人》、明朝汪道昆《列女传》、当代历史学家吴晗《冼夫人》三个纪传体文本中的形象刻画，对比三者的差异，认为《隋书》重视人物生平和历史功绩，把冼夫人视作忠君爱国楷模，《列女传》强调封建帝制后期儒家妇道理念并合理化女性弱势社会地位，把冼夫人视作贞节、孝道、忠恕的榜样，《冼夫人》则着力强化现代国家统一观念，赋予冼夫人安邦定国巾帼英雄的形象。Sherry J. Mou借助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理论，通过剥离这些外在的价值评判，尝试把冼夫人还原为一个在王朝更迭的乱世中迫不得已披坚执锐守土安民从而保一方平安的女领袖形象。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教授Lan Dong和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历史系教师Lindsey Carrier两位学者都对冼夫人的英雄事迹和女性角色非常推崇。她们视冼夫人为中国古典文学女英雄花木兰的现实参照，将冼夫人和花木兰形象加以对比描述，进而通过分析冼夫人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被移植在花木兰的文学形象塑造中[8][9]。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亚洲研究中心（Chao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学者Nanxiu Qian在研究李延寿《北史》过程中，对冼夫人的家国情怀给予了充分肯定，称“She had a special function in maintain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outhern minority groups”（冼夫人在增进南部各族和睦关系上做出了特殊贡献）[10]。
无论是中国台湾、香港学者，还是日、美、澳、东南亚学者，尽管学者们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研究焦点和出发角度也不全然相同，但他们无疑都对冼夫人研究抱有极大热情。在肯定冼夫人历史贡献的同时，海外学者积极利用古典文献资料，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论点，极大地丰富了冼夫人研究的层次，是冼夫人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