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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东渡难 鉴真幸得冯家之助
海南冯家对鉴真一行人毕恭毕敬，礼遇之高无以复加。这除了雄厚的家族实力做基础外，还须勇气与担当。因为鉴真东渡日本之举，在当时并不为官府支持，按唐代法律，非国家派遣不得出国，而东渡的鉴真在当时不是国家派遣的，他只是一位私自出国的“偷渡客”。身为大唐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对鉴真执意赴日传法也持否定态度。海南冯家如此厚待鉴真，势必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
唐玄宗本人崇道贬佛，对佛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压制政策。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一万二千多僧尼被还俗，他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禁止官员和僧尼交往。鉴真要去日本，惟有采取“偷渡”之策。
在鉴真耗时12年（公元742年—754年）的六次东渡之旅中，除遭遇风暴导致失败外，竟有三次因被官府阻拦，致使东渡夭折，从某种角度讲，鉴真东渡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讲是“人祸”。
公元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一切准备就绪，谁知其弟子间的一场玩笑竟惹出大祸！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心怀不满，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告吹。
鉴真第三次东渡时被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日本高僧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得逃离，第三次东渡无奈作罢。
第四次东渡时，鉴真从福州买船出海，他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扬州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即便在成功渡海的第六次东渡，鉴真也险些因唐玄宗的阻拦再尝失败苦果。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唐玄宗动怒，不准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在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东渡苑内），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历经磨难，于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获成功。
由此可知，鉴真东渡是与大环境抵触的冒险之旅，他所获帮助甚少，所受打击多多，海南冯家能在鉴真危难之时出手相助，实力、眼光、气度与胸襟，缺一不可。
5佛缘深 冯氏义举名载东渡史册
众所周知，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是中国佛教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两件大事，北燕冯氏与此均有关。在辽西建立北燕王朝时，北燕天王冯跋支持龙翔佛寺高僧昙无竭率队西天取经，昙无竭率25人团队万里西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天竺时仅剩5人，比玄奘西行早了整整209年！而在鉴真东渡日本的历程中，已在海南定居的北燕冯氏后裔给予了鉴真最真诚的帮助，对身处困境的鉴真而言，冯家的援助有如雪中送炭。
西天取经的北燕高僧昙无竭画像（资料片）
鉴真的海南之行与所受的冯家之助，经他授意，由其高徒思托负责记录，这些宝贵资料，后由日本淡海真人元开以之为蓝本，写入《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中，此书在中国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北燕冯家佛缘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