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隋对岭南的民族政策及冼夫人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覃乃昌

冼夫人，又称“石龙太夫人”、“谯国夫人”、“锦伞夫人”，岭南高凉人，南朝至隋代俚人首领，高凉太守冯宝之妻。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曾率兵平高州，抚平岭南数州之乱，陈武帝诏封为“石龙太夫人”，赐予绣  卤簿，仪如刺史，岭南各部敬奉为“圣母”。后又平定番禺之乱，革除相互攻掠恶习，岭南各部相继归附，相安乐业。后人为感其功德，在两广的高、雷、化、钦、廉等州立庙祀之。

冼夫人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著名人物，她对安定岭南，维护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她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贡献，与秦汉以来中央王朝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以其地置南海、桂林、象三郡。秦亡，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割据岭南地区，自称“南越武王”，又于公元前183年自称“南越武帝”，正式建立南越国。由于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造成越人与中原汉人严重的民族对立情绪，秦始皇迁入大批中原汉人到岭南安家落户，“与越杂处”，期以增进汉越民族间的团结，巩固岭南的统一事业。但又由于秦朝很快灭亡，这些措施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后来赵佗兼并桂林、象郡，又伤害了西瓯、骆越人的利益和感情，激起新的矛盾。为了缓和民族关系，赵佗采取了“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其中包括：让越人参与政权管理；遵从越人习俗，“以其故俗治”，赵佗本人自称“蛮夷大长”，带头“椎结箕踞”；鼓励中原汉人与越人通婚；因地制宜，让越人“自治”，赵佗政权派遣官吏主持各地政事，对社会组织中、下层的越人部落，则没有触动，“诸雒将主民如故”。南越国亡后，两汉政权继续沿袭“以其故俗治”的民族政策，不把汉律强加与西瓯、骆越，允许其“蛮夷君长复长其民”，征发西瓯、骆越“夷兵”去镇压其他反叛者，实行“以夷制夷”。秦至两汉时期由于执行了比较得当的民族政策，逐步缓和了汉越民族矛盾，消解了民族隔阂。

自东汉起，原西瓯、骆越地区出现了乌浒、俚、僚等族称。《后汉书·南蛮传》：“灵帝建宁二年（170），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又光和元年（178），“合浦乌浒蛮反叛”。《广州记》：“晋兴（今邕宁县）有乌浒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在广州之北。”说明被称作“乌浒”的人们，其活动地区是在广东的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同以前的西瓯、骆越人活动的地区是一致的，史书没有说乌浒人是从哪里迁来，也没有说明他们何时从这里迁走，显然乌浒是西瓯、骆越人的另一种称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合浦蛮俚皆应之”的记载。三国人万震《南州异物志》：“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横县）、高凉（今广东阳江）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俚人活动的地方正是乌浒人活动的地方，说明俚也是西瓯、骆越人之后裔。

三国两晋南朝时，中原社会动荡，各地政权相对立，更迭频繁。岭南地区相对稳定，汉族人民为避战乱，纷纷迁入岭南地区，掀起南迁高潮。北方一些文人武将也南迁投靠南方小朝廷。而这些人又往往被南方小朝廷分派去治理那些比较落后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如钦州的宁氏家族，其先祖是从冀州临淄南迁后，被朝廷派到安州（今广西贵港市）任刺史，而后再到钦州的。广东高州的冯氏家属，其先祖原是北燕皇族，后国败，燕昭成帝冯弘奔走高丽，于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派“族人冯业（即后来高州冯氏家族始祖）以三百人浮海奔宋”1。南朝刘宋朝廷派遣冯业到罗州（今广东化州）任刺史，以后冯氏与当地土著酋帅冼氏联婚，据有高州一带地方，成为岭南很有影响的地方势力。

南朝时，在南北政权的对峙和争夺中，南方诸族的势力得到较大的发展。俚人是当时势力最强的族群之一。其他族群如蛮族、僚族等，势力也较强大，因此，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关系到南朝政权存亡。南朝政权从维护其统治利益出发，把解决民族问题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在俚僚民族地区的主要措施，一是设置左州、左郡、左县。左州、左郡、左县和一般郡县的区别在于保存本民族聚居的特点和文化习俗，官吏多由本民族首领充任；封建王朝通过“贡献”、“租赕”等形式对他们进行剥削。例如在宋泰始年间，在今钦州——玉林境内设立的越州，是为震慑俚人和开发俚人地区而建立的“左州”。又如俚人聚居的苍梧郡，宋、梁、陈三代共增设13个郡，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左郡。左郡、左县的建立，就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和人民进入汉族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被纳入封建生产方式之中，其社会经济文化习谷也必然逐步与汉人融合起来。二是设置中郎将、督护等职，绥靖俚僚人民。西瓯、骆越虽自秦以后纳入统一的封建国家之中，但其酋帅仍掌握着实际的军政大权，推行自己的一套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晋王朝统一岭南以后，采取增置郡县，安排南下上层人物，激化了西瓯、骆越酋帅与中央王朝及岭南人民与南下汉人的矛盾，使宋朝在西瓯、骆越地区的统治地位受威胁。针对这种情况，晋朝统治者在岭南地区置平越中郎将，主镇抚岭南“蛮夷”2。其中特别是交州、郁林、桂林等地的越人3。为使平越中郎将的权大威重，其职由广州刺史兼任。南朝袭晋制，也在俚僚地区设平越中郎将一职4，并仍是广州刺史兼领。设置这一职的效果是“绥靖百越，岭外安之”5，“绥怀安辑，被以恩惠，岭表赖之”6。督护一职始于刘宋。南朝时在俚僚地区设的督护有西江督护和南江督护，均由郡守兼领，其地位相当重要，其职责是对“不肯宾服”的“俚僚”专事征讨。概言之，南宋对俚僚分布地区的政策是，既允许其酋自治其民，不多干涉其内部事务，设置左郡、左县即为此。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对俚僚民族加以征伐，设置中郎将、督护等职，专事征讨。

隋朝吸取历史的教训，处理民族问题不再动辄镇压处之，而是进一步采取了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任用土民酋帅为官，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隋初，俚帅王仲宣举兵反隋，进逼广州，裴矩巡抚岭南，“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7。为镇抚“岭南夷、越数为反乱，征拜（令狐熙）桂州总管十七州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8。开皇末年，桂州俚反隋，何稠领兵镇压，平息后，对俚人“承制署首领为县官”，俚人“众皆悦服”9。隋朝任了不少俚人首领为官，宁长真为宁越太守，其族宁宣为合浦太守。裴矩巡抚诸州时，“其中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略、罗州宠靖等，还令统其部落”10。隋王朝自进军岭南始即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一是上面所说的用其酋抚其民；二是用俚僚人去攻打其他民族，或用俚僚人的一部去攻打另一部。总的看来，隋朝对俚僚民族的政策的基调是温和的，在这一点上比晋、南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