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夫人信仰的精神内涵及价值功能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冼夫人精神包括四个方面：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精神；以民为本，保护百姓的仁爱精神；汉俚融合，民族团结的和谐精神；革旧布新，改造社会的创新精神。冼夫人精神中体现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中庸和谐、刚健有为等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确立功能。

【关键词】冼夫人信仰；传统文化；文化基本精神；文化功能

冼夫人是梁、陈、隋时期岭南俚族首领，是“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周恩来语）。她逝世1400多年以来，广大群众对她的敬仰和热爱，演变为民间信仰，积淀为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内涵丰富、个性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一种信仰总有其精神和价值追求作为内核，冼夫人信仰也同样如此，我们应当提炼并把握其核心，即冼夫人精神，才能真正传承并弘扬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冼夫人精神的内涵

冼夫人精神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1]

（一）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精神

综观冼夫人的一生，她在梁朝至隋朝的动荡时期，自始至终坚持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冼夫人精神的一条主线，也成为她的爱国精神的主要表现。

“爱国主义是历史地形成的热爱和忠诚自己祖国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对待祖国的一种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2]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有利于封建制度的成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升。因此，国家统一带来的安定，使人民对国家充满希望、热爱和忠诚的情感，爱国主义精神会油然而生。反之，国家分裂动荡，战争纷扰，带给人民的是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痛苦不堪。这种情况下，人民对国家的认可度和归属感会大大减退，爱国精神也会削弱。因此，坚持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就成为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从东晋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南北政权分立，长期对峙。北朝和南朝又分别改朝换代，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在冼夫人所处的梁、陈、隋三朝，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国家分合多变。长期战乱对社会影响极大，人口也减少很多。据葛剑雄的估计，梁武帝后期侯景之乱前大约有1800万到2100万人口。经过了梁末近十年的战乱，陈朝人口应该在1500万左右，减少了300—600万人口。^[3]这个时期，岭南相对稳定，没有大的战乱，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统一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于百姓的根本利益，冼夫人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每当国家或者岭南地区有分裂动荡的危险时，她都毫不犹豫地站在国家的立场，支持统一，反对分裂。冼夫人一生中，参与平定侯景之乱，平定欧阳纥叛乱，平定王仲宣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即使在儿子冯仆被欧阳纥挟持做人质的紧要关头，冼夫人也坚决反对叛乱，她说：“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不顾儿子的危险，发兵守境，最终平定了叛乱。冼夫人还率部归顺隋朝，避免岭南动荡；请命朝廷设置崖州，使海南在遥领500多年后，重新归属中央朝廷，中央政府与海南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延续至今。^[4]

冼夫人坚持统一的行为就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隋朝册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也是把她看作是守卫国家南方的城楼，护卫着国家的完整统一。爱国主义包含了两个一致性：爱国主义与拥护国家统一的一致性；爱国主义与时代发展主流的一致性。从冼夫人的一生来看，她的行为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并与时代发展大势合流的性质，体现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国家的深厚情感。

（二）以民为本，保护百姓的仁爱精神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对民众应该亲近，不能轻视他们。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就会安宁。在古代中国，以民为本的主要特点是为民作主，爱护并且保护好百姓。君主和官员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所以古代帝王和官员称百姓为“子民”，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样，既要管理，又要爱护，这与今天的民主是不同的。

冼夫人无论是作为俚人首领，还是作为朝廷官员，都非常关注民生，注意保护百姓，以仁爱服人。《隋书》记载，冼夫人在父母家时，就常劝亲族为善。其兄冼挺为南梁州刺史，仗恃富强，经常侵掠旁郡，岭南各地为此困扰。冼夫人对兄长多次规谏，终使冼挺听从而大大收敛，因此平息了怨恨和纷争。陈永定元年，冼夫人的丈夫冯宝去世，当时正值陈朝取代梁朝，岭南大乱。此时，冼夫人站了出来，以首领身份安抚百越，稳定了局面，岭南数州在乱局下安然无恙，百姓得到了保护。隋仁寿元年，番州总管赵讷贪虐，鱼肉百姓，引起俚僚人民反叛逃亡，岭南地区陷于动乱。时为谯国夫人并开幕府的冼夫人上书朝廷控告赵讷，并提出安抚百姓之策。隋文帝采纳了她的意见，惩处了赵讷，并委派冼夫人招抚叛亡的各族百姓。冼夫人亲自载着诏书，担当使者，巡抚十多个州，宣读朝廷旨意，叛亡的各族百姓都重新归附朝廷，岭南重获安定。

冼夫人爱护百姓，体现出对“以民为本”的认识，也是与她爱国精神相统一的。百姓是国家统治的对象，也是统治的基础。爱护百姓，实际上就是巩固国家的统治，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爱国统一，反对分裂，又是人民安居乐业愿望的集中体现，是保护百姓的根本利益。“冼夫人的爱国是奠基于爱民的基础上，这是她民本思想的精义所在。” ^[5]

（三）汉俚融合，民族团结的和谐精神

梁陈时期，岭南地区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力量还很强大，冼夫人的家族就是“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当时尽管从中原地区迁移了许多汉人来到岭南，各地官员也多是汉人担任，但是，由于汉俚之间差异甚大，难以相通，因此矛盾摩擦不少，甚至还不时发生官民之战和汉俚之争。粤西罗州刺史冯融，三代在岭南为守牧，但是“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这种情况影响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冯融听说冼夫人很有见识和才华，于是为儿子高凉太守冯宝提亲。冯融提出联姻，肯定有政治因素，但客观上对汉俚融合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冼夫人作为俚人首领，排除了两家之间民族不同、文化各异、政治经济相殊的障碍，同意嫁给冯宝，也是具有远见卓识和开阔胸怀，对于其后的汉俚通婚、民族融合影响深远。唐代中叶以后，卢钧出任岭南节度使，发现当地已经是“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了。^[6]

在冼夫人让俚人学习汉人礼制，遵守汉人法规的同时，冯氏家族也学习俚人风俗，受到俚人尊敬，冯融还被俚人称为“都老”(即俚人首领)而受到尊敬。史载：冯融出巡时，“每行部所至，蛮酋焚香具乐，望双旌而拜，迎者相望”，都云：“冯都老来矣，毋为不善。”^[7]到了唐朝初期，冼夫人的曾孙冯智戴在唐太宗的宴会上奉命作诗，被称为“南蛮酋长”，可见冯冼联姻之后，冯氏也有与俚人融合的方面。

民族融合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一般前者称为“同化”，后者称为“融合”。前者往往伴随战争和武力，给百姓带来痛苦；后者常常以通婚、贸易、经济文化交流等自然方式形成，促成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冼夫人与冯宝结婚以及其后的举措，无疑是民族融合的典范。

（四）革旧布新，改造社会的进取精神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绩，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能推进社会发展。从这方面看，冼夫人具有革旧布新，改造社会的进取精神，她对岭南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功绩。

冼夫人作为俚人首领，不是狭隘地守住自己的地盘，维护自己部族原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而是大胆改革，推进俚人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冯宝的影响和支持下，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尊崇儒家，提倡忠孝。俚人在社会生活中是无视国家而崇尚武力的，《隋书·谯国夫人传》记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所以冼夫人之兄冼挺也经常依仗武力侵掠旁郡。冼夫人结婚以后，认识到汉族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忠孝的观念。因此她不仅身体力行，一生忠于国家，维护统一，而且经常教导子孙：“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唯用一好心”，就是忠孝之心。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儒家“仁义”观念的集中表现，也成为冼夫人所持的基本思想。

推行法制，依法治政。改造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除了要有先进的观念之外，还必须有先进的方法，有严格的规范，这就需要有严格的法律制度，还要有依法治政的意识。只有通过严格的法规，把先进的治国理念加以落实和固化，社会才能真正地进步。南朝时期俚人社会“法”的概念十分淡薄，“力”的观念根深蒂固。争强斗胜、恃强凌弱是常有之事，这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不利的。冼夫人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她明确要求俚人“使从民礼”，也就是按照朝廷的法规行事，不得违犯。她还与冯宝一起断案，俚族的首领犯法，也决不姑息。通过这样的方式，治政有了明确规范，俚人行为有了遵循的规矩，既执行了法律制度，也宣传了法治意识。依据法律，是冼夫人治政的手段，实际上更是她治政观念的变化和进步，也是推动俚人社会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俚人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在冼夫人的推动下，岭南俚人地区的经济也得到发展。

农业方面。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代岭南地区的俚人已“尽力农事”。根据考古发现，当时铁器农具在粤西地区开始较多使用；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特别是牛耕的推广，改变了此前俚人地区多采用的“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式，使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在海南岛冼夫人的汤沐邑，唐代中期“一年养蚕八次，收稻两次。十月耕田，正月收粟。”除水稻外，荔枝、龙眼、香蕉、柑橘等经济作物也开始成片种植，发展较快，荔枝成为朝廷贡品。家庭手工业方面，高凉地区的百姓栽种葛、麻，所出产的葛布和都落布，以及在海南种植木棉所生产的吉贝布，都成为贡品。作坊式的制作业成规模发展。在高凉地区，隋唐时期的陶制作坊出现了群体建设的形式，连排建设数座甚至十多座，烧制砖瓦和碗、盆等器物，呈现出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铜器制作，尤其是铜鼓的制作水平很高。现有出土铜鼓几十面，最大的直径达到165厘米，通高67.5厘米，重近300公斤，被称为“铜鼓之王”，花纹复杂而细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