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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虽然陆路交通比较落后,但冼夫人却慧眼识南海,把徐闻、合浦开辟为对外交往和贸易的港口,外国船只也可以到中国来。这两个港口除卖奴隶(生口)到南洋诸国外。还以我国的陶瓷、丝织品、珍珠等换取他们的犀角、象牙和香料等。此时,徐闻、合浦商业十分活跃,所以《后汉书》有“商贾者多取富焉”的记载,民谚也说:“欲拔贫,诣徐闻”,以至后来有人说:“广南之富在商不在农”。冼夫人文化与深深地植根于商业土壤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劳动果实,并不等同于通用的财富,要解决农村的卖难问题,流通就成了支配性的力量,现在粤西已形成了“千军万马搞流通”的局面,商业网点不但遍布全国,而且商品还大批量出口。欧美国家的皮手套,九成以上是高州出口的。
总观物质文明方面,如果从传承的角度看,粤西的农业已走上了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的路子,旧高凉郡(今高州)还在全国创出了“三高农业”(高质、高产、高效益)之路,也称《高州之路》,把高州农业发展的轨迹与经验总结为洋洋两百多页的一本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出版。“高州之路”,就是粤西山区发展农业的绿色之路,这绿色,不但传承着冼夫人文化,而且孕育着能量、孕育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希望。
二、精神文化方面
精神文化,一般地说包括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亦即涵盖了经济、政治、教育、思维心理、人文世俗等等。冼夫人从秦汉以后的萧梁时代即登上政治舞台,实现汉越融合、引入封建制度文化,兴起礼义教化;使越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郡俯首系颈,委命下利。”秦汉在岭南初置郡县,结束了南越人长期以来“好相攻讨”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南北朝在粤西等地大量侨置郡县,对中原文化在岭南扎根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道光《广东通志》载:“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来自中原以“衣冠望族”为主体的人群,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到达岭南后,多聚族而居,他们不仅左右当地的政治、经济局势,而且在文化上也逐渐融合当地的土著文化。可见文化形成与民族融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冼夫人采取民族和睦及民族融合政策,使汉文化得以在粤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占了重要阵地。冼夫人与高凉太守冯宝(汉人)结婚,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也是俚汉文化融合的象征。
冼夫人在对待汉文化上,积极支持汉官“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的措施,在粤西也“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鼓励越人学习汉语汉字,学习汉人带来的知识,并推行“学而优则仕”制度,逐步确立知识的价值观,以改变南越人“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的状况。如道光《广东通志》纪述:“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经过冼夫人的努力,汉越文化融合过程,在隋唐强大封建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程度也更加深刻。在这基础上,建置崖州,结束海南长期“游离”于中央政权的状态。移居海南的汉人也从以前的二万人激增至七万人。在粤西地区另一越人的居地雷州及沿海一带,唐代还从闽南移入一批汉族居民,以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此后,许多古越族的生活地区都被汉文化覆盖,例如古高凉地区“自隋唐以来,渐袭华凤。体明之化,沦治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注,西夷之乐)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见《古今图书集成》卷1357,职方典《高州风俗》)在冼夫人的倡导下,越人大力推广汉人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改革原先的陋习,汉文化逐渐成为主体性文化,表现在统治制度上是君主至上,国家的政治制度,具体表现为郡县制;在道德规范上,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生产关系上,是地主封建制, 强调以农为本,但岭南特色的多元一体化经济架构还十分突出;教育制度上是学而优则仕的考试选拔制度;在观念文化上,是以儒家为经典正统,管理森严的文化体系。这就是汉越文化融合后的进步所在。